老年人吴某（女，97岁）系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村民，多年前与冯某结婚后育有六名子女，分别为冯一（女）、冯二（女）、冯三（女）、冯四（男）、冯五（女）、冯六（女）。1960年，冯某去世。1962年，吴某带着冯五（女）、冯六（女）改嫁曾某。婚后育有3名子女，分别为曾一（女）、曾二（男）、曾三（女）。1979年，曾某去世。后吴某一直随曾二一家生活，其他子女每月分别向其支付赡养费350元。

2020年10月，曾二去世，吴某继续跟随曾二的儿子小曾一起生活至今。自2021年6月起，吴某初婚与冯某所生子女开始拒绝支付赡养费。小曾认为：根据法律规定，其父曾二去世后，自己作为孙辈并无赡养吴某的责任和义务，赡养责任应由吴某的在世子女承担。通过与吴某子女的多次交涉，吴某再婚与曾某所生子女均表示愿意继续赡养老人，而初婚与冯某所生子女却认为吴某再婚后对曾家照顾更多，其赡养责任应由再婚后生育的子女承担。无奈之下，97岁高龄的吴某于2021年10月8日一纸诉状将所有子女起诉至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，要求共同履行赡养义务，每人每月分别支付赡养费720元。

法院定于2021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年迈的吴某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正束手无策之际，突然想起当地宣传中所称：“法律援助可以免费帮助困难群众打官司。”于是，吴某在孙子小曾的陪同下，来到重庆市大足区正言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，当日值班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樊小丽热情地接待了吴某祖孙俩。

经了解得知，吴某的赡养纠纷案法院马上面临开庭，而吴某并未委托代理人，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，樊小丽当即电话向大足区法律援助中心刘主任作了汇报。刘主任此时正行走在下乡扶贫的道路下，其经初步评估后认为：吴某符合《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》第十一条第四项，“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，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，可以申请法律援助：……（四）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的”。但因开庭时间在即，吴某来不及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，刘主任当即决定对其适用《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三项，“申请法律援助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提供法律援助，再进行审查：……（三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。”对吴某采用可容缺受理的方式，先行提供法律援助，再补交相关材料。并立即指派正言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樊小丽承办此案。

接受指派后，承办人积极着手证据收集：吴某所在社区出具证明，载明其子女情况及目前与曾孙生活的事实；医院诊断报告，证明其生病需医治等情况。

开庭时吴某与冯某所生子女均未到庭，也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。曾一、曾三的代表曾三的儿子、小曾一起参加了庭审。法院依法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审理本案。庭审中，出庭的3名子、孙均表示愿意继续赡养老人并支付赡养费，但要求其余被告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并支付赡养费。

承办人也充分陈述了代理意见：（一）根据《宪法》第49条“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。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。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，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”。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14条“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，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”，第19条“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，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。”《民法典》第1069条“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，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。”因此，原告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诉求有法可依。（二）原告年迈体弱，除国家每月170元老年社保外，再无其他收入，满身病痛更是无法医治。而据了解，本案所有被告家庭条件均可，原告要求被告们每人每月支付720元赡养费的诉求并未超出其所能承受的经济能力。

此外，承办人还从道德和亲情上共情析理。庭审后，为化解家人间的矛盾、弥合出现裂痕的亲情，承办人多次联系、拜访吴某的部分子女，希望通过调解办结此案，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。

2021年12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：八被告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350元，医疗费凭票据由八被告平均分担。被告小曾自行尽孝。本案办结。

百善孝为先，孝敬、赡养老人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同时，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。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，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。子女应当尊重、关心和照料父母，履行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。本案受援人年逾九旬，本是颐养天年的时候，却因子女的不赡养，病贫交加，幸得法律援助及时伸出援手，生活才归于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