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于2015年至2018年间在中国联通四川某新建工程（二期）乐至区域做工，山西某通信公司（以下简称山西通信）系该项目承包方，该项目结束后一直未作结算。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多次向山西通信追索劳动报酬未果，于是求助资阳市乐至县劳动监察部门。为收集核实所欠农民工劳务费情况，经县劳动监察部门牵头，在资阳联通公司、乐至联通分公司、左某福等参与下，制作了冠名为“2015年中国联通四川某新建工程（二期）乐至区域山西XX拖欠农民工工资核实确认单”模板，夏某勇等13名施工人员签名捺印，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左某福签名捺印。然而，山西通信不认可确认单，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未果。2020年1月，夏某勇等经劳动监察部门引导到乐至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。乐至县法律援助中心开设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，当天受理、当天审批、当天指派，指派石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唐春林承办该案。

承办人员积极与左某福、山西通信沟通了解情况。经过多次与山西通信对接，承办人了解到山西通信拒付劳动报酬的原因主要有三点：一是项目工程未达到验收标准，工程质量不合格，不具备支付劳务费的条件；二是左某福与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签订工资核实确认单时，左某福已经不是山西通信授权的项目经理，因此认为确认单对该公司无效，同时涉案工程在2016年已经结束，之后没有新增项目，不应新增费用，左某福于2019年签订的确认单超过授权期限；三是涉案工程系该公司分包给左某福施工，该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左某福工程款，应该由左某福承担劳动报酬支付责任。承办人员与山西通信多次协商未果，于是代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向乐至县人民法院起诉山西通信和左某福。

2020年7月，乐至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从事劳务工作，劳务费已经左某福结算确认，山西通信授权左某福以其名义经营，左某福给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的结算，表明认同完成的劳务合格，且该公司主张的工程质量问题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系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的责任。同时，山西通信主张2017年前左某福系其授权的项目经理，此后，双方为分包关系。山西通信提供的分包合同显示：从2014年10月起授权左某福以山西通信名义就涉案工程开展工作，从事经营活动。左某福得到授权后，一直以山西通信名义对外开展工作。2017年以后，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对涉案工程从事收尾、熔纤工作，左某福一直管理工地，其与山西通信之间的关系是分包还是项目经理，无证据证实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知情，农民工有理由相信左某福仍然代理山西通信，因此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与左某福签订的确认单合法有效，左某福的行为后果，应由山西通信承担。

2020年8月，乐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山西通信给付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劳务费合计30.55万元。山西通信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。乐至县法律援助中心再次受理并给予法律援助，2020年12月经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，达成协议由山西通信给付劳务费30.55万元，并制作调解书结案。2021年1月，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收到山西通信银行转账款，同时向乐至县法律援助中心电话致谢。

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，兜住基本民生底线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，是法律援助助力建设法治和谐社会应有之义。本案对于存在未作工程项目清算、工程质量不合格等情况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办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
涉案公司主张项目工程未达到验收标准，工程质量不合格，不具备支付劳务费的条件。承办人员对此提出：项目经理结算确认劳务费由的行为，可以表明认同农民工完成的劳务合格，工程质量问题并非农民工的责任，因此应当认可具备支付条件，应当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。同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（2020年1月1日以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）第一百七十条规定，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，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，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。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，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。左某福一直管理工地，山西通信对左某福之间的职权范围限制，无证据证实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知情，农民工有理由相信左某福仍然代理山西通信，因此夏某勇等13名农民工与左某福签订的确认单合法有效，项目经理左某福签订的确认单的行为后果，应由山西通信承担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。